对于阿族人来说，中国人相当于塞族人的朋友，而塞族人是仇人。仇人的朋友当然可以简单推理为敌人。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科索沃阿族控制区采访最大的挑战。而在一群正在埋葬亲人的人当中移动拍照需要非常小心，一方面当事人的心情沉痛，过于嚣张的移动和快门声响，极易引发对方的不快，另一方面，周遭的武装人员基于对中国人身份的简单判断，会对我们的在场表现得格外苛刻。

从村里出来，我们的车开上跟其他记者车不同的归途。行至半路，吉姆颜色大变，高叫起来：“停车！停车！快停车！”

顺着吉姆的手指方向看去，我们刚才曾经通过的一个塞族岗哨上的塞尔维亚警察已经不见了，一条细细的白色绳索横在土路上。“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了！”吉姆的叫喊变了调。“这条路上可能让人埋上地雷了！”

                           

《这、这前面埋地雷了吗?》

没想到，波杜耶沃附近的南联盟军警控制区与阿族武装分子控制区靠得那么近！

从波杜耶沃镇上的公路拐下一条土路，穿过一个阿族人聚居的村庄，走不到一公里就被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反坦克桩挡住了去路。反坦克桩附近是KLA（科索沃解放军）士兵的岗哨。

“当心！没有获得允许之前，千万别着急拍照！”巴尼似乎跟这些KLA士兵很熟悉，上前去用阿尔巴尼亚语跟他们商量。

KLA士兵满脸狐疑地盯着我们看了半天，又用无线电对讲机嘀咕了一阵，然后说：“有我们司令部发的通行证吗？如果没有，就去办一个再来。或者，到村子另一侧的岗哨看看，如果他们放你们进去，就进去好了。”

得到“司令部发的通行证”对于任何记者来说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在村庄另一侧的KLA岗哨，我们软磨硬泡，KLA士兵仍然不放我们进村，而且故伎重演，让我们再折回刚才的哨位去。

我们如是折腾了几个来回，还是毫无进展。就在此时，一辆画着迷彩图案的吉普车从村里驶到村口。巴尼见状，紧赶几步上去，跟开车的中年男子一通咕噜。那人看着我们，又对巴尼说了两句，挥挥手开车离去。

“你看，事情就是这样。说难也难，说简单，又足够简单。刚才那人是这个地区KLA司令，跟我认识。他放行了，你们尽管进去。他说，村子里正举行葬礼。”

我们赶到墓地的时候，村民已经开始将死者遗体沉入墓穴，做最后祈祷，并准备挥锹填土了。据村里人讲，刚刚下葬的死者17岁，前一天在冲突中被对方手榴弹弹片击中头部身亡。

KLA士兵和正在举行葬礼的阿族村民 (黄文 摄)

在跪着的村民中央，站着几十名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KLA士兵，来回仔细打量现场为数不多的记者。村民们看我的眼神很怪异。我听见身旁一位老者问他身边的年轻人：“日本人？”

“不，中国人。”

“……”

对于阿族人来说，中国人是塞族人的朋友，而塞族人是仇人。仇人的朋友当然可以简单推理为敌人。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科索沃阿族控制区采访最大的挑战。而在一群正在埋葬亲人的人当中移动拍照需要非常小心，一方面当事人的心情沉痛，过于嚣张的移动和快门声响，极易引发对方的不快乃至愤怒；另一方面，周遭武装人员基于对中国人身份的简单判断，会对我们的在场表现得格外苛刻。

 17岁阿族遇难男孩的新坟 (黄文 摄）

我猜，作为年轻女性的身份大大帮了自己的忙，尽管人们已经知道我是中国人，尽管我手端相机在人群中边移动边拍照，眼前的阿族男子们始终保持克制。吉姆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我工作，一直默不作声。

从村里出来，我们的车开上跟其他记者车不同的归途。行至半路，吉姆颜色大变，高叫起来：“停车！停车！快停车！”

顺着吉姆的手指方向看去，我们刚才通过的一个塞族岗哨上塞尔维亚警察已经不见了，一条细细的白色绳索横在土路上。“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了！”吉姆的叫喊变了调。“这条路上可能让人埋上地雷了！”

好家伙！我听得头皮发麻，巴尼也紧张得没了主意。没有别的返程道路，我们的车子只好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中央——刚才大家还在议论看见塞族军人躲在路旁破旧屋顶上，持枪向道路中央瞄准，天知道现在我们这么怪怪地停在这儿，是不是已经成了人家的靶子。

过了一会儿，一名青年塞尔维亚士兵从路旁的一堵墙后转出来。“怎么回事？”

巴尼用塞语问：“这、这前面埋地雷了吗？”

士兵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微笑，用穿着大皮靴的右脚踏在小白绳上，摆摆下巴，让我们赶紧通过。

这段路上用砖块设置的路障还在，每隔一二十米，道路的半幅都被砖块挡住，驾驶者必须蛇行前进。记得来时经过此处巴尼说过：“千万不要碰翻那些砖块，更不能快速前进。在这种有路障的路段边上，一般都有破房子，房顶上是人家的狙击手，如果你表现慌张，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你是敌方人员，要是先开枪后问话，你就没跑了。”

等我们的汽车开出百米远，巴尼回过神来：“我说不会有事嘛！你看怎么样？没问题的！”

吉姆松了口气：“我宁可小心点儿。那也比等‘轰隆’一声之后，再说‘对不起’强。”